法庭里的时钟指向上午十点整。

审判长缓缓开口，声音沉稳：“被告阿敏，因故意杀人罪，手段残忍，判处死刑，择日执行。”

阿敏没有哭，也没有挣扎。

那张晒得黝黑却些许稚嫩的脸上，只剩下一种迟钝的麻木。

他其实听不太懂华语，只是抬起头，茫然地望着天花板的灯光。

被告席上，没有人替他说话，只有一位公设辩护人。

因为他是外籍劳工，没有家属，连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去。

工地夜里像一口未封的井，伸手不见底。

混凝土和铁锈的味道黏在空气里，潮湿、冷硬，像一张随时会合拢的灰黑巨口。

尸体倒在水泥板上，胸口被撕开般塌陷，血从每一道刀口溢出来，浓得几乎发黑。

每一刀都深、狠、准——像施暴者完全清楚心脏在肋骨间的位置，不需要试探。

他站在尸体旁，背影微微弯着。

头顶孤零零的工地灯泡在风里轻摆，光线忽明忽暗，让他整个人像是被从世界里抽离了一半。

床脚一样硬的血味沾满他的袖口、指节，甚至顺着手腕干成暗褐。

那手像被别人的意志操控过，僵到连放下都显得迟疑。

“看到了，是他。”

证人说话时声音发抖，却斩钉截铁。

监视器毫不留情地捕捉到他举刀的动作，一帧帧冷静得近乎残忍——他靠近、停下、抬手、落刀。

一遍、又一遍。

而刀柄上的指纹，干净得像刻上去。

所有东西都在指向他。

所有东西都在逼他说一句“是我做的”。

可他只是抬起头，慢慢地。眼里没有愧疚，也没有凶意，只剩一种令人发寒的空白。

像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与他毫无关系。

谢芷懿，是法院指派的年轻公设辩护人。

她每一场审理都在挣扎，试图想从他身上找到线索，但那个少年几乎不说话，只重复一句：“他先打我。”“杀人没有”

“我要上诉！”谢芷懿猛地站起来。

法官皱眉：“公辩，请冷静。被告已承认犯罪，且证据明确——”

“承认？！”她怒声道，“他根本听不懂你们的审问！你们连口译都没给他足够时间！他不是不懂法律，他是不懂中文！”

法官冷冷地说：“公辩，请注意言行，这是正式法庭，不是你的情绪舞台。”

“情绪？”谢芷懿笑了，那笑带着撕裂的嘲讽。

“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人！因为他是外劳，没身分、没家人，所以他该死——是不是？”

法警上前，准备制止。

谢芷懿咬牙，声音低得几乎哽咽：“你们会后悔的。”她当然不喜欢替杀人犯辩护，她从来都不喜欢。

可卷宗上的矛盾太多，证言前后不符、现场照片被修补痕迹、中介的消失、护照上那诡异得像故意做旧的数字……

还有阿敏那种不该属于十七岁的、像噩梦一样陷得太深的眼神，不知道为何被一股子阴霾所笼罩。

所有的迹象，都在吼着一个真相：这个少年，有隐情，他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人。

又是经过了几十天，执行通知下达。

阿敏被移送到看守所的死刑执行区。

他没有律师、没有探监人。

在冷光下，狱医替他检查身体，他安静地配合。

狱医看着他瘦得像竹竿的手臂，心里泛起奇怪的疑惑：“你说你今年几岁？”

阿敏歪着头，想了想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：“不知道……我妈妈说……十六、十七岁？”

狱医愣住：“十六、七岁？”

他连夜调出阿敏的入境资料，电脑荧幕的蓝光照在他脸上，把疲惫拉得更深。

那是一份伪造得极其粗糙的护照。

姓名、籍贯、出生日期……全都写得干干净净，干净得像是故意不留痕迹。

但最刺眼的，是年龄栏：二十一岁。

灯光忽然闪了一下。

屏幕上的照片抖成两层影子。

他骂了一声：“他妈的……怎么看都不像同一个人啊。”

照片里是个瘦削却带着成年锋芒的男人，但即将要行刑的那个少年——是只有孩子的眼睛。

只有十七岁才会有的那种不懂害怕、也不懂世界的茫然。

两者根本对不上。

怪就怪在，表面上一切都对得上，但细节却处处不对劲。

目击证人口中的“他”，似乎像是他，又像是被复制出来的另一个影子。

不只是年龄。

连骨架、脸部比例、发旋位置都完全不同。

不像伪造。

更像——被强行塞进去的替身。

男人坐直身子，脊背发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