睿，拿皇帝的身边人和皇帝信任的人开刀。

对于李明睿的主张，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，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。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，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，支持他的便是陈演。

周延儒罢相身死，陈演代为首辅。《明史》称陈演为人“既庸且刻”，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，他知道一旦崇祯“南迁”，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，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。皇帝“亲征”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，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，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。《石匮书后集》载：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，而光时亨曰：“奉太子往南，诸臣意欲何为？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！”

唐肃宗即李亨，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，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变，李亨继位，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。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、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，光时亨此语，显然刺中他的心病，他最终无路可走，被迫死守京师，直至自尽。

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，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，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……历史的万般假设，因为光时亨的出现，都成为泡影。无论如何，光时亨确实改写了历史。这位光时亨，究竟何许人物？

光时亨（1599-1645），字羽圣，号含万，桐城人。

关于光时亨，野史中的形象，那是相当灰暗，只有轶事，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。

光先生的著名商标是“鸟人”牌，人称“洗鸟御史”。据说当年的内阁首辅温体仁，外面的形象很威猛，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。按照祖传秘方，光时亨每天坚持用“洁尔阴”之类给温大人冲洗阳物，直到大人活力再现。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，从县里调到了京城，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。

光时亨家乡的史籍，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。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：光先生“少有俊识，敢决事，性不能容恶”。《桐旧集》记曰：光时亨“性刚直，独立无援，忌者以阴迁为名诬杀之。海内知其冤，莫不相向流涕”。《桐旧集》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，便是《南楼誓众》，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：“人臣既委质，食禄当不苟。受事令一方，此身岂我有。即遇管葛俦，尚须争胜负。矧今逢小敌，安能遽却走。仰誓头上天，俯视腰间绶。我心如恇怯，有剑甘在首。读书怀古人，夙昔耻人后。睢阳与常山，不成亦匪咎。沥血矢神明，弹剑听龙吼。”

从个人禀性到为官处事，地方史对光时亨的看法，都与相关正史、野史迥然相异。据《桐城耆旧传》等地方史籍记载，光时亨为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进士，初授四川荣昌知县。这个时候，陕西流贼已经蜂起，天下大乱。县里有一帮热心公益的志愿者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为县城修桥。光时亨说：贼早晚要到，城墙破旧，应当毁桥买船，用修桥石来修整城墙。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，光县长果断拍板：稳定压倒一切，先抓维稳，后搞建设！城墙修好，流贼也来了。现在，城墙很坚固，河上又没了桥，流贼自认倒霉吧！

光先生的先进事迹，传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，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他。面对领导的提问，光先生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。朱由检感动了——“当对时，上为起立注视者三。”领导一般都很矜持，现在居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，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你，光先生真是太有才了！

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时亨，实在太完美了。为什么完美，因为还有一段：“桐城岁用兵，又年比不登，漕米三年未缴清。布政下檄补征，民疲病，无以纳，公疏请免之。”帮老家的百姓免交农业税，比给一个困难户发两百块钱强多了。看来，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真诚为家乡做好事——老乡不送你土特产，但会记住你几辈子！

光时亨有没有投降李自成呢？野史答案是肯定的，说是李自成攻城时，光时亨与王章同守阜成门。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时，光时亨拖着王章就跑。王章说：“事已至此了，你还怕死啊？”光时亨答曰：“这样死掉了，和普通士卒有什么区别？不如我们进城找皇上，找不到再死，那时死还不晚呢。”两人就这样走着，迎面撞上贼兵，王章大呼：“吾视军御史也，谁敢犯！”旋即被刺死。光时亨呢？“仓皇下马跪”，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投降了！

桐城地方文史，更不同意这些说法：北京城陷落时，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，王章被杀，光时亨大腿伤，逃入尼庵。半夜，准备追随崇祯上吊，被尼姑救了，没死成。过御河时，他与御史金铉一起投河，结果金铉死成了，光时亨没死成。天意如此，光时亨“遂潜行南还”。

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，哪一种可能正确？应该是桐城文人的说法靠谱些。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当了叛徒，那就倒不如再当回叛徒，投李自成是投，投满清也是投，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从良，还自己跑到老东家这里来送死？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，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。

但《甲申传信录》《弘光实录钞》等野史认为，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